张红宇：全球粮食危机 人口大国如何应对？

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全球粮食安全遭受重创，多种农产品价格创下十几年来新高。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日前称，全球或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粮食危机。当前人口大国要如何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？中国粮食安全是否受影响？在保障粮食安全问题上，中国和其他国家有着怎样不同的理念和举措？中新社“东西问”就这一主题对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、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进行专访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中新社记者：俄乌冲突如何加剧全球粮食危机、推高全球粮价，对全球粮食供给形势造成怎样的影响？

张红宇：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谷物生产大国和供给大国，据有关数据统计，俄罗斯和乌克兰供应了世界上19%的大麦，14%的小麦，以及4%的玉米，占到全球谷物供给的25%。俄罗斯还是全球重要的化肥生产和出口大国，影响着全球生产资料价格。

新冠肺炎疫情本来已使全球粮食供给深受冲击，2020年6月以来，全球粮食价格持续波动攀升，到2022年2月达到历史最高点。俄乌冲突进一步冲击全球粮食市场，具有传导性、放大性和灾难性，对粮食供应链产生影响，产生传导效应，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。冲突带来的粮食危机使一些贫困国家“雪上加霜”，加剧全球饥饿危机。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，粮食供给出现问题，还会波及、传导更多层面，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造成负面影响。

中新社记者：联合国粮农组织(FAO)发布的报告称，由于俄乌冲突，国际粮食和饲料价格可能上涨高达22%，并导致低开发国家的营养不良人数激增。据您观察，哪些国家的粮食安全受此次俄乌冲突的威胁最大？应如何应对？

张红宇：全球目前有七八亿人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，主要集中在非洲等南半球国家，这些国家天赋资源条件有限，经济发展水平低，农业科技十分落后，农业生产能力先天不足，供需严重失衡。

俄乌冲突加剧粮食价格攀升，加上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运力减弱，低收入国家、低收入群体的食物购买能力将急剧下降，加剧全球饥饿和贫困危机。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，各国储备粮食增加，也会加剧全球粮食供给不平衡。

面对这一情况，应着力解决全球粮食生产力不平衡和供给不平衡的问题，帮助一些欠发达国家提高农业科技水平、提高农业产出能力，携手应对挑战、畅通粮食贸易。

中新社记者：近期，中国国内小麦、大豆、玉米等价格也有所上涨，中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如何？

张红宇：中国的粮食生产稳定，供给充裕，能满足消费。可以说，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完全是靠自己解决的，“口粮绝对安全”有足够底气。2021年，中国粮食收获6.83亿吨，同比增长2%，而伴随人口增长的粮食绝对需求已大大减弱。

受疫情、俄乌冲突影响，近期国内小麦、大豆、玉米等价格有所波动调整，但从整体看，中国粮食价格在可控空间，不同品种、不同区域的粮食价格并非大起大落，而是此消彼长的状态。

也要关注到，当前中国整个资源型农产品(主要依靠耕地生产的农作物)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。去年，中国粮食进口量达到历史高点的1.62亿吨，其中最大宗的是大豆，算上大豆，中国粮食的对外依存率已达到19%。肉类对外依存度也达到9%。

要强化底线思维。在新形势下，粮食安全观要由“口粮安全”变为“食物安全”，高度关注资源型农产品的自给率，确保全部食物自给率不下降。

中新社记者：作为一个人口大国，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470公斤以上，远高于国际400公斤粮食安全线。在保障粮食安全上，中国有哪些粮食安全理念和举措？

张红宇：中国自古就是农耕大国，一直将粮食安全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，比如“百业农为本”“粮安天下”“节约粮食”等理念都体现出这一特性。

中国的粮食安全观有自己的个性，也与其他大国具有共性，即“在吃饭的问题上不能受制于人”。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，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，比如，美国是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、农业最强国，俄罗斯、加拿大和欧盟的大国，也是粮食强国。

当前，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，虽然人口增速放缓，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、食物需求结构升级、城镇化进程加快，对肉类、高品质食物的需求持续增加，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升。中国政府将粮食安全摆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，将粮食安全视为底线任务和重中之重。

中新社记者：面对近年来风云变幻的全球粮食价格和近期的俄乌冲突，中国如何端稳本国饭碗？

张红宇：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供给的影响巨大，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。面对严峻形势，去年中国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“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的供应”，将生存和安全摆在了更加凸显的位置。

当前疫情还在持续、全球经济动荡、外部环境趋于复杂，中国应坚持以“以我为主”的粮食安全观，中国资源解决中国问题，中国供给解决中国需求问题，从六方面做文章。

一是资源。聚焦耕地资源的数量、质量和潜力。18亿亩耕地红线要实至名归，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，加强东北黑土地保护，实施盐碱地改造。

二是制度。坚持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，推进粮食生产规模化，土地“三权分置”要进一步付诸实践。

三是科技。要以玉米和大豆的单产为突破口，通过生物技术推动种业振兴，提高大豆自给率，保证玉米稳产高产。推动装备技术、农业机械发展，发展农业绿色技术。

四是政策。要让种粮农民有合理收益，给农民补贴，价格政策要弥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给农民造成的损失，财政优先保障、金融重点倾斜，推动农业保险创新。

五是经营方式。通过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，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、区域化、集约化。

六是贸易格局。无论国际如何风云变幻，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，与时俱进改革贸易方式，培养全球领军的农业企业，提高国际竞争力。(完)受访者简介：张红宇，男，1958年生，四川省什邡市人。管理学博士，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，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，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，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委员会委员，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，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理事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。多次参与中央1号文件及中央重要文件起草。多次主持联合国粮农组织、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及国家社科基金等重大课题研究。出版多部个人专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