钮文新：央行孙国峰被查的背后——货币政策绝不容“自废武功”

在反腐高压下，央行又一名局级干部落马。5月18日晚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刊出通报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在接受纪律检查和检查调查。一时间，消息轰动全网。

有争议的的货币政策司司长？为什么孙国峰的落马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？或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：(1)货币政策司是央行最重要的司局之一，位列央行下属司局之首，所以除行级领导外，货币政策司的文章和言论也备受市场关注，通常代表着重要动向；(2)孙国峰经常出席新闻发布会，就金融市场注目的货币政策问题做出解释或回答记者提问，所以他也算是曝光率较高的官员；(3)孙国峰的落马，说明金融反腐正向纵深挺进。

货币政策司有多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它负责研究、拟订货币政策调控方案并组织实施，拟订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组织执行，研究提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并组织实施，拟订并组织实施本外币存款准备金政策、本外币利率政策、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及相关管理办法，拟定中央银行本外币公开市场操作方案和操作规程并组织实施，拟订货币政策战略，研究改进货币政策框架的政策措施，健全货币政策调控体系，承办宏观调控部门协调机制的相关工作。

大致可以这样说：尽管这个司局没有货币政策的最终拍板权，但货币政策的建议、实施方案等都是由这个司局拟订的，货币政策确定之后的具体组织执行和实施也是由这个司局负责的，是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核心部门。

如此重要的部门势必掌握着国家金融政策的重要信息，关乎金融安全和市场稳定。

孙国峰具体因何原因落马尚未公布，通报披露的是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”，具体违反了哪条纪律、哪条法律，还有待未来结论。

但仅从孙国峰作为货币政策司司长期间的表现看，似乎也引来一些争议。

今年1月20日，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发文《不要企图废掉货币政策武功——央行讲话需要避免授人以柄》，文中明确批评了孙国峰。文章举例说：2020年初新冠疫情初露肆虐迹象，基于疫情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消极影响的判断，央行1月6日决定降准0.5百分点。1月16日，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，邀请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对货币政策给予解释。就在这场发布会上，孙国峰说：发达国家经济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低，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高，所以相比之下，我国总存款准备金率比较低。他还说：存款准备金率具有维护金融稳定、抵御金融风险的作用，当前维持一定水平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有必要的，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处于适度水平。当然，根据宏观调控需要，进一步降准也存在一定空间，但这个空间是有限的。

孙国峰的这番话当时引起市场热议，各路分析中，不乏消极解读，认为未来央行不会继续使用降准工具。从股市表现看，这样的说法，也让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。

令人费解的是：为什么孙国峰要把“法定存准率”和“超额存准率”混为一谈？理论上说，法定存准率高或上升意味着货币紧缩，而超额存准率高或上升意味着货币宽松，二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所以，尽管两个国家的“法定存准率+超额存准率”——总准备金率大致相等，其货币松紧的内涵却可能截然不同。所以，用总准备金率是否大致相等去评价货币收紧程度，显然很容易造成市场误解。

再有，中央一再强调货币政策“以我为主”，而在此背景下将我国存准率简单地与其他国家比较，也可能会让我们失去对货币政策是否适宜国情的独立判断。

还有，货币政策的实施关键在于引导市场预期，谨防“哀莫大于心死”的后果，而并不仅仅在于释放多少资金，提供多少流动性。所以，如果总把降准释放多少资金作为重点，而不是给市场建立政策的方向感，这会不会影响货币政策效果？该不该给市场“降准空间有限”的预期？ 如果我们去翻阅历史，每次降准，孙国峰几乎都会出来说“降准空间有限”。又如，在2021年1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，他依然强调“不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历史上的准备金率相比，目前存款准备金率都不高”。

此言再次引发“降准空间有限”的市场猜测。降准空间是不是有限？当然有限，无非是现行比例到零而已，而每次降准都会压缩这个空间，但正因如此，我们就更需要倍加珍视每次降准在市场预期引导上的作用，而不是用“空间有限”这种表述去给降准政策打折。

那正确的货币政策表述应当是什么？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指出：“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，保持总量稳定，避免信贷塌方。”他强调：“要抓紧做事，前瞻操作，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，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，不能拖，拖久了，市场关切落空了，落空了就不关切了，后面的事就难办了。所以不能拖，要走在前面，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。” 货币政策司需要什么样的官员其实，只要解放思想，认真学习新事物，中国货币政策手段多的很，空间大得很。比如，最近黄奇帆再次提出的人民币“换锚”问题，这不仅可以大幅提升基础货币供给能力，同时还可以大幅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。但这件事，曾经遭到孙国峰的批判，他认为这是现代货币理论(MMT)的作法，认为货币供应量就该由金融机构(市场)说了算，而不是政府财政说了算，并将MMT原本的“财政货币一体化”扣上“财政赤字货币化”的帽子。

为什么一些金融官员这么担心政府出于赤字需求而超发货币，却不担心商业金融机构出于投机需求而超发货币？实际上，MMT的创建者兰德尔·雷在《现代货币理论》一书中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：商业金融机构依托“神奇的粥锅”——即贷款变存款、存款变贷款的信用创造能力去实现广义货币(M2)的发行(这实际就是我们常说的：依托货币乘数的提高去创造M2，M2=基础货币×货币乘数)，这往往是造成泡沫和金融危机的祸根。

MMT恰恰是看到了这样的问题，才试图让货币发行权回归中央政府，而提出在严格政府预算、防范通货膨胀的前提下，为实现就业最大化而考量货币发行之度，并提出货币和政策原本就是一家人，必须在货币发行上密切配合。这样的理论对中国极具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，也符合中国特有的现实体制优势，但为什么孙国峰等却对之嗤之以鼻？这仅仅是学派之争？ 据报道，央行市场司司长邹澜已经调任货币政策司，希望这位新司长能够秉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，让中国货币政策发挥更大效用，更好助力稳经济。

(文/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)(本文获授权转载)